什么是"傷痕文學"?

“傷痕文學”概念所指稱作的創(chuàng)作，主要是小說，尤其是中、短篇小說，因此，在許多情況下，它們也與傷痕小說概念等同。

“文革”如一場夢魘，醒來之后依然無法抹去記憶中的傷痛，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末轟轟烈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(xiāng)運動曾那樣地震憾過中國乃至世界，無數熱血青年卷進了這場本身就交織著正確與錯誤，莊嚴與荒謬，美好與丑惡的運動中，并在肉體和心靈上親歷了人情冷暖，親歷了嚴酷與溫馨交混，希望與絕望相雜。生與死擦肩而過，笑與淚順頰而溢。“傷痕文學”的出現，直接起因于這一場許多中國人無法回避的事件，主要描述了知青、知識分子，受迫害官員及城鄉(xiāng)普通民眾在那個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劇性的遭遇。

作為“傷痕文學”之濫觴，較早就在讀者中引起反響的是北京作家劉心武刊發(fā)于《人民文學》1977年第11期的《班主任》。當時評論界認為這一短篇的主要價值是揭露了“文革”對“相當數量的青少年的靈魂”的“扭曲”所造成的“精神的內傷”（2）甚至有些論者認為該篇發(fā)出的“救救被四人幫坑害了的孩子”的時代呼聲，與六十年前魯迅在《狂人日記》中發(fā)出的救救被封建禮教毒害的孩子的呼聲遙相呼應，使小說產生了一種深刻的歷史感，充滿了一種強烈的啟蒙精神。（3）而“傷痕文學”名稱的源出則與另一部受到廣泛閱讀和爭論的短篇《傷痕》。這部小說的作者是盧新華，小說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的《文匯報》。它也在“反映人們思想內傷的嚴重性”和“呼吁療治創(chuàng)傷”的意義上，得到當時推動文學新變的人們的首肯。隨后，揭露“文革”歷史創(chuàng)傷的小說紛紛涌現，影響較大的有《神圣的使命》（王亞平）、《高潔的青松》（王宋漢）、《靈魂的搏斗》（吳強）、《獻身》（陸文夫）、《姻緣》（孔捷生）等知青創(chuàng)作，從維熙的《大墻下的紅玉蘭》等大墻文學，以及馮驥才早期在“傷痕文學”中藝術成就相對較高的《鋪花的歧路》、《啊！》、周克芹《許茂和他的女兒們》為代表的農村“傷痕文學”等。一些論者認為遲至1986年才出版的長篇《血色黃昏》（老鬼），也應看作是屬于這一范圍的作品。（4）

從藝術內容來說，早期的“傷痕小說”大多把上山下鄉(xiāng)看作是一場不堪回首的惡夢，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歲月中苦難、悲慘的人生轉折，丑惡、相互欺騙、傾軋、相互利用的對于人類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，其基調基本是一種憤懣不平心曲的渲泄，“表現祖國在動亂之中的巨大災難，表現道德良心在悲劇時代里的淪喪，表現青春、生命在非常時期內所遭到的凌辱與毀滅，表現愛的痛苦與失落，表現人的非人遭遇，成了文學的神圣使命?！保?）這一切都表現出對以往極左路線和政策強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識，在涉及個人經驗、情感時，則有著比較濃重的傷感情緒，對當下和未來的迷惘，失落，苦悶和彷徨充斥在作品中。這種感傷情緒在后來的“反思文學”中得以深化，轉為帶著對個人對社會對人生對未來深刻思索的有意識追求和奮進，將一場神圣與荒謬雜揉的運動不只簡單歸咎于社會，政治，同時也開始探討個人悲劇或命運與整個大社會大背景的聯(lián)系。

從藝術審美來看，早期的“傷痕文學”藝術成就不高。剛剛從夢魘中醒來的人們迫不及待地想要訴說，情緒激動，感情過于濃烈，敘述過于急切，揭露曝光丑惡的功利性過強，說教味濃重，藝術上的幼稚、矯揉造作，斧鑿的痕跡較明顯。

從“傷痕文學”的濫觴至今，對其評說爭論從未停止過，它甚至引發(fā)了當代文學史上幾次著名的文藝爭論。

“傷痕文學”最初是帶有貶斥含義的稱謂。這些作品的感傷的、悲劇性的情感基調以及揭露性的取材趨向，被一些批評家看作是五六十年代“暴露文學”“寫陰暗面”等在80年代的重演。（6）因此，圍繞《傷痕》等作品，在1978年夏到次年秋天發(fā)生了熱烈的爭論。文藝與意識形態(tài)、文藝的社會功用等命題得到的重新辯論與爭鳴。1979年1月陳恭敏在《戲劇藝術》上發(fā)表《工具論還是反映論——關于文藝與政治的關系》，同年4月《上海文學》評論員文章《為文藝正名—駁“文藝是階級斗爭工具”說》，兩文都有力駁斥了文藝純粹為功用政治附庸的說法，對“傷痕文學”暴露性描寫給予了肯定。

然而，有意味的是當我們今天重審這批“傷痕文學”作品，我們會發(fā)現，無論當初的爭論如何在肯定與否定中輾轉，在審美意識形態(tài)一元化的社會文化體制之中，“它雖然力圖掙脫，但在實際上仍含不可避免地帶有著舊的歷史印跡。過去的時代無論是在作家主體，還是在文本的主題話語，敘事模式以及人物的形象修辭等方面，均都體現出頑固不化的歷史影響”（7）。而從政治審美形態(tài)來說。“傷痕文學”無疑也秉承了那個時代的政治意志。

關于現實主義的爭論，也圍繞現實主義“真實性”諸方面展開了討論，并在相關作品的具體分析中逐步深入?，F實主義復歸的事實是當時審美“言說”的方式，這一言說對“歷史”（文革）的審視，對自我的探求（反思），對未來的追求和前進（改革文學）都與當時政治言說是高度一致的。顯而易見的是，我們否認了文學作為政治傳聲筒的附屬地位，卻也明白，文藝在與現實相接的時刻不可能完全擺脫政治、權勢話語的囿限。即便作為思潮存在的“傷痕文學”離開政治因素，不僅無從表述，也毫無意義。“傷痕文學”的文化取值，政治選擇與民眾期望高度一致，文學言說與政治言說一致，這也是不爭的事實。

同時，“傷痕文學”后來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《生活的路》、葉辛《蹉跎歲月》、《我們這一代年輕人》及馮驥才的作品普遍表現出對于人性的關懷，對于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討論，引發(fā)了80年代前期規(guī)模最大的對人性，人情，人道主義問題的文藝思想討論和對于人的尊嚴、價值、權利的呼喚。

作為一個時代的“證言”，“傷痕文學”無疑真實記錄了那一時代的血淚。隨著時代的反思，也許文學將進一步升華。“文革”題材在很大程度上給了作家挖掘人性、內心的空間。我們有理由相信，一個時代的代價不可能是單維度的，它在一個方面使我們失去了許多，也許會在另外的地方給我們補償。

中國最好的文學雜志是哪一本？

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到90年代，中國文學復興，繁榮，印象中，所有有分量的作品我都是從《人民文學》讀到的。最開始是《班主任》。

《班主任》是劉心武先生創(chuàng)作的短篇小說，發(fā)表于1977年《人民文學》第11期。它發(fā)出“救救孩子”的呼聲，發(fā)表幾經周折，是新時期文學的一個里程碑，又是文學復蘇的一個信號。

劉心武先生現在還在今日頭條寫微小說，可說是為文學奉獻終身?，F在還在今日頭條發(fā)作品的還有王蒙先生。當年，他的《夜的眼》、《風箏飄帶》讓人印象深刻；他首先采用意識流手法 ；他的《雄辯癥》雖小小說一篇，卻高度概括了中國的一種人?，F在他在今日頭條發(fā)的“一口咬定”又概括了中國的一種人，這種人總是認定別人有問題。

后來印象最深的是《鄉(xiāng)場上》?！多l(xiāng)場上》是貴州作家何士光創(chuàng)作的短篇小說，首發(fā)于1980年8月號《人民文學》。又是一個信號一樣的作品，寫的是農民獲得經濟自主，尊嚴覺醒。

再后來印象很深的有阿城的“三王”——《棋王》、《樹王》、《孩子王》，據聞轟動海峽兩岸，小說原來可以這樣寫！陳凱歌把《孩子王》拍成電影，也轟動一時。據說《棋王》是尋根文學的發(fā)軔之作。小說原來可以這樣寫的，還有王朔的作品 ，《一半是火焰，一半是海水》等發(fā)表在《人民文學》的小說，可說驚世駭俗。

小說原來可以這樣寫的還有劉索拉的《你別無選擇》，王安憶的《崗上的世紀》，鐵凝的《沒有紐扣的紅襯衫》，還有現在獲諾獎呼聲很高的殘雪的《蒼老的浮云》。當然還有90年代高行健和莫言這兩位諾獎獲得者的劇本和小說，高行健有名的先鋒戲劇和莫言的《紅高粱》。

《紅高粱》被張藝謀拍成電影，加速了中國作家和世界文學的銜接與對話，電影獲國際獎也是小說獲國際獎的前奏。所以，曾經，《人民文學》發(fā)表的作品連接起來就是一頁文學復蘇繁榮的文學史和一部作品選。當然，還有《詩刊》和《星星》上發(fā)表的那些詩歌。以上提到的小說，現在一搜，發(fā)現有的不是發(fā)表在《人民文學》的，但印象中，這些小說都是從《人民文學》上看到的。

《人民文學》取得這么大的成就，一方面與其中央刊物的地位有關，因為是國家級的頂級文學刊物，所以能夠集中全國最優(yōu)秀的作家的新作。另一方面，《人民文學》當時解放思想，敢于發(fā)表有爭議的和先鋒的作品。地方文學刊物也發(fā)表很多這一類作品，但不如《人民文學》集中，有號召力。

什么發(fā)表于人民文學1977年第11期的短篇小說什么開傷痕文學

劉心武、《班主任》。

1977年11月,劉心武在《人民文學》上發(fā)表的短篇小說《班主任》,被譽為是新時期“傷痕”文學的開端。

《人民文學》是由中國作家協(xié)會主管、中國作家出版集團主辦的中國國家一級文學期刊，主要刊登小說、散文、詩歌和報告文學等純文學作品。